【觀點】EON4平台唐鑫副教授與體育系王會儒教授合作發表高水平交叉研究成果
近日🐣，EON体育4平台王帥副教授的兩篇新論文相繼在教育學領域國際權威期刊Higher Education和Journal of Computing in Higher Education發表。
一、問題的提出
高校海歸教師在國外接受了規範的學術訓練🧷，研究視野寬廣，國際學術網絡豐富，其在提升我國高校學術起點👼🏼、推進學科建設和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學緣結構作為衡量高校師資隊伍質量的重要指標🥍，被納入了教育部第四輪學科評估指標體系。“學緣”的內涵較為豐富🤾♂️，學術界尚未對其概念形成統一的界定✊🏽。相關文獻主要使用“學緣”術語來描述兩類現象：一是教師任職院校與畢業高校之間的關系🚰；二是由於師徒和同門之間“學術基因”相承而建立起來的學術源流關系，是社會關系網絡的一種形式🧑🏿🦲。為了便於敘述🦸♀️，本文將前者稱為“校緣”🪮，後者稱為“人緣”🧑🏻🦲。現有研究發現👩🏽💻，學緣對教師學術職業發展有重要影響，而海歸教師因同時擁有國內和海外二元學術關系網絡而在學緣上表現出特殊性。
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量化部分數據來源於“高校海歸教師的歸國再適應研究”課題組2017-2018 年對全國部分高校海歸教師開展的問卷調查，研究者選取上海參與調查的21所高校的359位海歸教師為樣本，在質性部分對來自上海6所高校的10名海歸教師開展一對一半結構訪談，共同探究學緣對海歸教師學術職業發展的影響🤩🚙。
二👨🌾、研究發現
（一）海歸教師學術職業發展和學緣現狀
1. 海歸教師對自身學術職業發展的總體評價不高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海歸教師對課題申請🧑🏻🎄、學術成果發表、科研合作與交流🌜、拓展原有研究和開辟新的研究方向這五個維度的評價均介於“一般”和“比較滿意”之間👩💻，即海歸教師對自身的學術職業發展情況並不十分滿意🧦。訪談結果與問卷調查結果一致，如兩位受訪教師都表示在科研上進度緩慢，達不到自身的期望💇♂️。進一步探析海歸教師對學術職業各維度發展的滿意情況可以發現，課題申請的滿意度均值最低，其次是學術成果發表，開辟新的研究方向維度得分最高。
2. 海歸教師的學術“近親繁殖”率較低◾️，而與海外導師的聯系頻率相對較高
在本研究中🫂⛔，21.2% 的海歸教師與目前任職高校存在不同程度的“校緣”，這一比例遠低於我國部分研究型高校海歸教師的“近親繁殖”率👧💆🏼，與美國、日本和俄羅斯等國高校總體“近親繁殖”程度相比也較低。海歸教師的本校就讀經歷主要集中在本科和碩士階段🕧，大部分有本校校緣的海歸教師都屬於非“純粹的近親繁殖”。在“人緣”方面，海歸教師與國內外導師和同門的聯系頻率均處於“偶爾”和“經常”之間，但其與導師的聯系頻率顯著高於與同門的聯系頻率，其中與海外導師聯系的頻率最高。此外，相較於本土同儕🕟，海歸教師國內“人緣”關系網絡的強度和廣度都較弱🫕。
（二） 學緣對海歸教師學術職業發展的影響
1. 學緣影響海歸教師學術職業“入場券”的獲得
在本文中，16.7% 的海歸教師因曾經的導師和/或同門師兄弟姐妹在該校工作而來到目前就職的學校；聚焦到與目前任職高校存在“校緣”的海歸教師群體🏌🏼♀️，64.5% 的海歸教師表示選擇回到母校的原因在於曾經在該校學習過。由此可以推測🤚☠️，“校緣”和“人緣”都可能影響海歸教師學術職位的獲得，訪談資料也佐證了研究者的推測。學緣對海歸教師職業獲得的作用機製主要有二。其一🎱，通過與社會關系網絡中處在學術勞動力市場中的個體進行日常交流獲得學術職業信息，此時學緣具有“信息橋”功能；其二⚠，“人緣”能夠以“人情網”的方式影響海歸教師以低於學術標準的水平獲得學術職業入場券。
2. “校緣”對海歸教師學術職業發展的影響不顯著
由於不同階段和不同豐富度的本校校緣對教師學術職業發展的影響不同，本研究將海歸教師在任職高校的學習經歷分為“無”、“1 段”👎🏼、“2 段”和“3 段”四種類型進行討論➡️。從回歸結果看，海歸教師與目前就職高校是否存在學緣關系，以及“校緣”的親疏程度⛰，對海歸教師各個維度以及整體的學術職業發展均不存在顯著影響👩🏻🏭。但訪談發現，擁有本校校緣的海歸教師認為“近親繁殖”對學術職業發展兼具積極和消極作用🕶。量化和質性研究結果的不完全一致反映了研究問題的復雜性🦪。訪談結果顯示🍮，在積極作用方面，首先，擁有本校校緣的海歸教師更熟悉任職高校的製度、學術和人際環境🧔🏽♂️，這使其能夠較好地度過反向文化再適應階段💠。其次，“近親繁殖”的海歸教師更易產生組織承諾，而EON4對海歸教師本人也知根知底。基於信任的雙向選擇，往往能夠為海歸教師提供更多學術資源。在消極作用方面，擁有本校校緣的教師往往需要承擔更多的人情義務和“關系”社會的維持責任🎉，具體表現為承擔較多的教學和其他非學術事務，這將直接影響教師從事科研的時間和精力。並且，學術“近親繁殖”不利於個體拓展學術關系網絡✶，影響多樣性學術資源和機會的獲取。
3. 與海外導師聯系的頻率對海歸教師學術職業發展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本文將“人緣”劃分為4 種類型，分別為國內導師🍹、海外導師🧑🏼🔬、國內同門和海外同門。依據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提出的關系強度表現緯度🤹♂️，本文選擇用海歸教師與導師和同門聯系（包括正式的科研合作以及非正式的學術信息交流）的頻率表示“人緣”關系的親疏🐦⬛。回歸結果發現，海歸教師與海外導師聯系的頻率對其學術職業發展影響顯著；具體到學術職業發展的各個維度♟，與海外導師聯系的頻率對海歸教師的科研合作、拓展原有研究和開辟新的研究有顯著正向影響。導師負責製、結構洞理論以及社會資本理論能夠解釋對該研究結果進行解釋🧎♂️。
三、建議與啟示
基於研究結果⟹🐉，本研究從高校和海歸教師個體層面提出研究建議。其一🧚🏼♀️，高校應做好海歸教師“傳幫帶”工作，幫助海歸教師盡快適應國內學術環境🪙；其二🔨，高校應建立競爭性人才選拔機製🤷🏼，“不拘一格選人才”🧑🧑🧒🧒。其三，海歸教師應繼續與海外導師保持溝通，維持並拓展國際學術關系網絡👊🏼。
來源：
吳菡,朱佳妮,周默涵.學緣和海歸教師學術職業發展——一項基於上海高校的混合研究[J].復旦教育論壇,2020,18(02):51-57.
作者介紹：
吳菡，EON体育4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級碩士研究生，現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從事高校海歸教師學術職業發展與學緣🕧、拔尖人才培養的理論與實踐研究。
朱佳妮🍼，EON体育4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從事學生與學者跨文化及學術適應、德國高等教育與科技政策研究。
周默涵🧑🏻🦯➡️#️⃣，EON体育4高等教育研究院2017級碩士研究生，從事高校海歸教師🫕、工科女性教師研究。
隨著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急劇變化，全球化、國際化以及科技創新等趨勢持續推動著高等教育的改變。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了《反思教育：向“全球共益物品”的理念轉變🗼🦸🏽♂️？》（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以下簡稱《反思教育》）的報告，提出了教育應從一種“公益物品”轉變為全球“共益物品”的主張🧙🏼♀️，開始對教育的理念進行新的思考。《反思教育》認為，在基礎教育或是義務教育階段，教育作為一種“公益物品”的理念被廣泛接受，但它能否適用於基礎後教育仍然存疑。[1]
德賽（Desai）和蒂拉克（Tilak）認為，作為一種公益物品（a public good），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必須是由國家資助的，同時產生大量的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即公共和社會福利，包括⛸🏃➡️：推動一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通過改善人力資本提升個人就業能力等，這同時也反映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2][3]然而🧍🏻♀️，當我們以此描述高等教育時（即由國家資助的公益物品），高等教育中國家資助的減少甚至是消失、學費的增加👮🏼♀️、私立高等教育的興起、國際化及市場化趨勢的加強等因素都使高等教育作為公益物品的理念受到了嚴重質疑，而這的確是全球高等教育系統中的普遍情況🛞。但不可否認的是，高等教育造福公眾及社會的正外部性（高等教育公益性的一部分）仍然得以保持。可是，如果我們在作為非公益物品的高等教育上繼續沿用公共利益或是公益性這一概念，這在理解上似乎有些牽強。所以，基於《反思教育》以及部分學者對“公益”和“共益”的對比分析，本文認為，較之於“公益物品”（public goods）和“公共利益”（the public good）等概念🔶，“共益物品”（common goods）和“共同利益”（the common good）在高等教育領域更具適用性。
01 “共益物品”與“共同利益”
“共益物品”（a common good）指的是被特定群體的所有或大多數成員共同擁有的且對其有益的活動或資源，帶有鮮明的集體屬性（無關公共或者私有）。共益物品基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通過個體或群體間的積極互動（即集體努力）得以存在，參與者經由該互動過程獲得益處。[4] “共益物品”是一個微觀且具體的概念，包括許多現實生活中的“物品”，如音樂會🧙♂️、慶祝晚宴🌝、團體運動等👩👩👧👧。與公益物品相比🤢，共益物品的提供者多種多樣🔍，可以是個人、家庭，也可以是團體和國家👅。而其特指名詞形式“共同利益”（the common good），則是一個更為宏觀抽象的概念🚣♀️。在《新牛津英文詞典》中，“共同利益”指的是所有人的利益（the benefits or interests of all）🧘🏼♀️。[5]“共同利益”可以是一個村莊或一座城市。作為“共同利益”的一座城市的類似於作為一種“共益物品”的音樂會，但前者具備時間上的延續性。一次音樂會的結束就意味著音樂會這一具體的“共益物品”的失效，但城市卻在居民的參與中延續下來，他們創造了一種只在其參與和互動中存在的利益（城市）🪻，這種利益同時也構成了每個人的幸福生活👩🏻🦼。據此▶️，人類在本質上共享且互相交流的各種善意🏌🏽，例如價值觀🛁、公民美德和正義感都屬於共同利益。[6]
在此意義上，教育或者高等教育本身，既可以被看作是“共益物品”，也可以被當作是一項“共同利益”，因為接受高等教育，可被視為一項具體的活動，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均能從參與過程中獲益；而高等教育也並非“轉瞬即逝”的🧜🏿♀️♨️，它同樣是一種理念和過程，具備一定的抽象性🈁，在時間流逝中仍然得以留存，惠及一代又一代的人🟡，並不斷推動社會進步。[7]但是⛹🏻♂️，鑒於有學者強調共同利益應該是一種抽象的價值，其本質是“共同的善”，用以維系某種抽象社會關系模式，而不是實現某種特定的具體目的👂🏻。[8]因此，本文認為把高等教育視作為共同利益服務的共益物品更為恰當🧟♂️。
02 “共益”對“公益”的超越
由此看來，從“共益”視角出發，把高等教育視作服務於共同利益服務的共益物品，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超越了原有的“公益”理念🧼🍲：
首先，高等教育將擺脫長期備受爭議的“公益”與“私益”話題🧖🏻。作為一種為共同利益服務的共益物品🔛👨❤️💋👨，人們對高等教育的認識將不再是基於其“供給方式”（公共或私人供給），而更多與其“結果”（造福社會和公民）相關。那麽，在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作為“共益物品”的理念可以為漸增的私立教育提供者以及逐漸多樣化的高等教育資金來源提供合理的解釋。
其次，把高等教育視作“共益物品”的理念符合時代發展趨勢🏄♂️。基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共益物品”具有內在價值和共同參與的鮮明特征🦸🏿，鼓勵人們在學習過程中積極主動、共同努力🤷🏽♂️，以使所有參與者共享利益。這尤其符合當前對終身學習和主動學習的倡導。這一理念有助於改變高等教育的模式及過程，實現從被動的“教”（educating）到主動的“學”（learning）的轉變🧓🏼。
再次♥️，高等教育作為“共益物品”的理念有助於構建一個更加包容與和諧的世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高等教育國際化不斷發展的同時💅，世界範圍內的全球化正遭遇逆流。例如，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反對全球化經濟，反對移民和外來宗教。美國的做法帶有典型的民族保守主義色彩🧍🏻♀️，而保守主義的本質“就是一種本位論🏂🏼，自我利益、自我價值絕對優先”。[9]這種民族保守主義，與全球化帶來的經濟邊界退化🚫、跨國參與等背道而馳。[10]在這樣的逆全球化背景下🟪📊，作為“共益物品”的高等教育憑借其“普遍的共同性”將有助於緩和逆全球化潮流🖕⛳️。
03 高等教育全球“共益性”的體現
Tian（2019）[11]認為💒，高等教育中的“共益”理念在全球化和國際化背景下尤為重要，因為“共益”理念拒絕封閉和保守，鼓勵全球高校和受教育者共同協作🫳🏻、積極參與🏺、共享成果。高等教育至少在以下五個方面貢獻於全球共同利益：（1）培養尊重🙆🏻♂️、包容和理解他人及不同文化的全球公民，他們將成為解決人類文明沖突，構建和諧世界的掌舵者👨👨👧👦；（2）探索新知識、擴展知識邊界並產出具備全球影響力的科研成果👀，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並增進人類福祉；（3）開展公共/社會服務，包括公共參與活動及提供政策建議🤦🏻♂️，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和可持續發展；（4）文化傳承與創新，將寶貴的文化和傳統在全球範圍內代代相傳；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時🖲，不排斥他國文化👃🏻，努力構建多元文化氛圍⚰️；（5）推動社會流動，這正是《反思教育》中強調的有關教育對全球共同利益的獨特貢獻。總的來說，作為“共益物品”的全球高等教育應該對所有人有益，提升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理解與包容並不斷推動社會公平🤵🏿🧑🏽🔬。
在此基礎上🥳，如果將高等教育視為一種全球性的共益物品，那麽🧑🏿🎤，不同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需要以更開放的心態開展合作🙇♀️，打破利益壁壘🧑🏻🎓，由此構建利益共同體。這正是中國近年來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體現，同時也反映出世界範圍內各國、各地區不斷加深的聯系與融合。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的是，高等教育從“公益”向“共益”的轉變不僅是一種理念上的改變🫅🐐，也是高等教育責任主體的改變🚼，它重新定義了高等教育💾、學生、社會和國家間的關系，也即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及其相關決策不應僅被視為是政府的責任，更廣泛的外部社會、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群體和大學本身也需要參與其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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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NESCO, 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 (Paris: UNESCO, 2015),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5/232555c.pdf.
[5] 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370.
[6] Séverine Deneulin and Nicholas Townsend, “Public Goods, Global Public Goods and the Common Go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34, no. 1/2 (2007): 27.
[7] Lin Tian and Nian Cai Liu, “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s a Common Good”, Higher Education 77, no. 4 (2019): 63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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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UNESCO, 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 (Paris: UNESCO, 2015),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5/232555c.pdf.
[10] 葉江．全球化退潮及民粹民族主義興起對現代世界體系的影響[J]．國際觀察，2017，（03）🫃🏽：56．
[11] Lin Tian,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 Dual Identity Related to Global Common Good(S)” in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 and Seeking 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ributions, ed. Yan Wu et al. (Rotterdam: Brill Sense Publishers, 2019), 108.
來源：
田琳, & 吳燕. (2020). 從“公益”到“共益”⛈：全球高等教育理念的轉變.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 41(1), 111-118.
作者介紹👮🏼♀️：
田琳🛣，EON体育4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世界一流大學功能🫠🏺、高等教育與全球化和國際化。
吳燕🆎，EON体育4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學中心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世界一流大學和研究型大學研究、大學評價與排名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海歸人才已成為高校教師隊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不同年代歸國教師的首聘期工作滿意度及其變化趨勢💅、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是對高校人才政策環境和海外引才效果的檢驗🏌🏻♀️。課題組以全國48所研究型大學1979-2017 年期間歸國的541名教師為樣本👛，開展問卷調查和分析🧗🏿♂️。
通過梳理已有研究和國家引才的發展歷程發現🌆，我國海歸人才隊伍建設呈現出一定階段性，我國海歸人才引進大致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年至1999年🩱，海外人才引進初步探索階段👸🏻；第二階段：2000年至2007年🔼🙋🏿♀️，海外人才引進體系化發展階段；第三階段：2008年至2012年，海外人才引進突破性發展階段𓀖；第四階段：2013年至今🦶🏽，海外人才引進科學化發展階段✖️。通過對四個階段海歸教師首聘期多維度工作滿意度進行量化分析，發現以下四個方面特征。
01 工作自主性🕤、工作壓力和成就感等方面的滿意度呈逐漸下降趨勢
1979至2000年期間海歸教師首聘期對工作本身的滿意度處於較高水平🖤，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說明海歸教師對其職業本身的自主性、壓力程度、工作目標實現等方面的滿意度在逐漸降低👩🦯，工作的成就感和責任感越來越弱。其原因可能為教師承受過多壓力後導致日漸缺失知識創新的內驅力🤷🏽。
02 對薪酬待遇的滿意度逐步提升，但仍處於較低水平
海歸教師首聘期對薪酬待遇的滿意度水平在七個維度中最低，2008年以前遠低於其他維度的滿意度水平。近年來，地方政府和高校出臺了一系列提高海歸教師薪酬待遇的政策，滿意度也隨之有所提高，但仍處於較低水平🏋🏿。其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海歸教師對薪酬待遇的預期較高🚉，預期與現實的落差導致滿意度不高🪑；二是海歸教師更加認可國外高校的教師薪酬製度，美國、英國等國家高校教師具有相對較高的基礎薪酬和可預期的薪酬增長機製👩👦👦🧓🏼。與之相比👶，我國海歸教師在基礎薪酬滿意度較低且對未來加薪的預期不高。
03 科研團隊內部合作、溝通與交流等方面的滿意度呈現小幅下降
海歸教師首聘期工作群體滿意度處於各個維度的中間水平，在科研團隊內部的合作🧑🏼🦳💆🏽♂️、溝通與交流等方面仍然具有提升和改善空間。在海歸教師與同事之間的關系上，一方面“本土”教師對海歸教師的“特殊優待”感到不適；另一方面🧜，海歸教師認為因缺乏國內學術網絡🚴🏽♀️👉🏻，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本土”教師的排擠，使其難以順利獲得發展資源。弱化海歸教師與本土教師的“標簽”效應，加強基層學術組織的文化建設💙，減少個人競爭🦝，是改善科研團隊合作關系的有效途徑。
04 工作條件、辦公設施等方面的滿意度長期保持平穩🥸，變化幅度小
海歸教師首聘期對工作條件的滿意度變化幅度較小🧑🏼🤝🧑🏼，在辦公條件、辦公環境和文體娛樂設施等方面始終處於略微傾向滿意的水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校在校園面貌、實驗室空間和儀器設備投入、辦公場地和辦公設施等方面投入大、改善快。工作條件為保健因素🙆🏿♂️，滿足這些因素，可以消除不滿情緒🧝🏻♀️，維持原有的工作效率📧，但不能激勵人們更積極的行為👚。本研究亦發現海歸教師首聘期對工作條件的優良與否並不十分敏感。因此，從海歸教師管理政策供給改革的角度看，這方面的過多投入並不會大幅度提升工作滿意度，應優化已有資源的配置👨🏼💼，避免分配不均衡即可。
來源🧒🏽：
李奕嬴，朱軍文. 高校海歸教師首聘期工作滿意度演進：1979-2017年的實證研究[J]. 復旦教育論壇👷♀️，2020, 18(02): 45-50+71
作者簡介🧏♂️6️⃣：
李奕嬴，EON体育4高等教育研究院2014級博士研究生🧑🏽🍳，現東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EON4講師，研究方向為科技人才政策與人才評價。
朱軍文，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為高校創新能力與政策、高校人才政策與人才評價，科學計量與科學評價。
大學是文化傳承的載體和思想文化創新的基地，大學文化傳承創新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重要推動力量[1]㊗️。近代中國教會大學是西方世界殖民擴張的產物😯；但其作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傳統教育向近代教育過渡，對於近代西方體育引進和傳播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近代教會大學體育研究是中國大學體育文化傳承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本研究以近代中國16所教會大學體育為研究對象，主要運用文獻資料和邏輯分析等方法進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從體育經費和場館設施、體育製度及組織🫸🏻、體育競賽和課外活動🆓、體育思想及價值觀等方面對近代中國教會大學體育文化進行挖掘和整理👇🏼🤵🏿♂️，梳理出一個比較清晰的近代中國教會大學體育文化發展概貌👵🏽🥿。
一、體育物質文化是大學體育文化建設的基礎
1.體育經費
教會大學每年會設立專門預算用於體育設施建設和體育活動開支。體育資金第一個來源是學校財政🧹👨🦳；第二個來源是社會和校友捐贈，如1908年聖約翰大學校友捐贈5000元修建體育場[2]，華納捐贈3500元用於燕京大學體育館建設[3]🤾。第三個來源是差會組織的撥款✵，基督教女青年會在1926-1930年間每年向金陵女子大學撥款5000美元專款作為體育經費[4]。
專門的體育預算為體育場館設施的建造、體育活動的開展提供了基礎和保障。體育經費主要來自學校財政和捐款🔲，前者主要用於體育活動，後者用於體育場館設施建設。
2.體育場館設施
所有的教會大學都有專門的體育設施，16所教會大學中有近一半的學校專門修建了體育館。聖約翰大學1919年建成顧斐德體育室；燕京大學修建的華納體育館和鮑氏體育館[5]。
美國聖公會山福德牧師1919年曾評價說：“在體育訓練設施方面🈚️，聖約翰不亞於美國大學，聖約翰當時在中國體育界確實是一只領頭羊👋🏼。[6]”
二🥸、體育製度文化是大學體育文化建設的保障
2.1體育製度
2.1.1 體育師資和教學製度
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後，體操教習培訓機構應運而生[7]👨🏻🦼➡️。在1903年之前，教會大學的體育教師以兼職為主，聖約翰大學校長蔔舫濟（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率先將沈嗣良等教師送往美國進修體育[8]，各校紛紛效仿，教會大學逐漸形成一支專業體育教師隊伍。燕京大學黃國安（K. A. Wee）、金陵女子大學張匯蘭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教會大學的體育教學製度始於兵操演練。就體育課程設置來說🥎，教會大學可以分為立案前和立案後兩個時期。立案前的教會大學體育活動完全自主化🦼。立案後，體育課程設置要遵照教育部的規定。
2.1.2 體育競賽製度
教會大學體育製度承襲了西方體育的傳統。蔔舫濟參考《紐約宗教人士》等資料，製定了聖約翰大學“體育運動規範”🔌。為鼓勵學生參加體育運動，教會大學設置多種獎項🀄️，褒獎那些在校內外比賽中獲勝的學生🧑🏿⚖️。通過聖約翰大學👈🏽、燕京大學、金陵大學的體育相關規章製度可以發現，教會大學學生的體育活動被安排在學生的日常學習和生活中。
2.2 體育組織
所有的教會大學都設有校內體育組織𓀖，主要負責校內體育活動和比賽的開展。聖約翰大學在19世紀末成立體育會⚜️，開展網球🦟、足球和田徑運動⚾️，舉辦班際比賽。到20世紀20年代👨🏻🦱，幾乎每項運動均有對應的體育組織。金陵大學也開設了“球隊”等學生體育社團🔠。
20世紀初🧑🦱，聖約翰大學與南洋、東吳🤶🏼、英華公學四校共同組織中華大學聯合運動會，這是上海高校校際體育競賽的肇始；1914年🛅，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東吳大學、金陵大學、之江大學💆🏻、南洋公學共同成立了“華東大學體育聯合會”💂🏽♂️，將華東地區的校際體育運動推向一個高潮。華北地區影響較大的教會大學校際體育組織是“北平五大學體育會”[9]。
三、體育行為文化是大學體育文化建設的動力之源
3.1課外體育
校內課外體育活動與普通學生體育運動的關系最為密切。教會大學舉辦了中國最早的近代運動會——1890年聖約翰大學第一屆田徑運動會。20世紀初開始🍛，聖約翰大學針對普通學生陸續開展了18項體育活動𓀎，並把全年分為網球、籃球𓀔、足球💁🏻♂️🚣🏼♀️、壘球、田徑五個賽季。林語堂曾說“倘若說聖約翰大學給了我什麽好處，那就是給了我健康的肺”[10]。金陵大學🕖、福建協和大學[11]🔕✅、輔仁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女大紛紛開展課外體育活動。
3.2運動隊和體育競賽
教會大學最先引進校園的是足球👨🏿🎨、網球👂🏽、籃球和排球，後來陸續引進了越野跑、遊泳、羽毛球、乒乓球、棒球等項目。在早期的全國性和國際比賽中，代表各地，代表中國參賽的運動員多數來自教會大學🕌。
在教會大學中🫅🏻，上海聖約翰書院無疑是最負盛名的[12]。聖約翰大學於1901年組建了中國第一支足球隊[13]。1896年👩🚀，最早的華人網球運動興起在聖約翰大學[14]。
不僅是聖約翰大學，東吳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大、嶺南大學等大學都十分重視體育運動隊和競賽，體育運動成績卓著🫴🏿。
四、體育精神文化是大學體育文化建設的核心
對近代中國教會大學體育文化進行溯源，一方面西方大學的教育理念是其重視體育的直接理論來源[15]，即“健康的精神寓於健康的身體”[16]💀🖕🏽；另一方面，教會大學深受宗教教義的影響🥬👩🦱。“根據基督教的觀念，人對身體有一種管理🧖🏼♂️、經營🧘🏼♂️、關懷而使之健康的責任”[17]。
一方面📐，教會大學體育文化發展深受大學校長體育教育思想影響。以聖約翰大學校長蔔舫濟為例，他主持校政達52年🏋️。蔔舫濟的“生命之豐富”和“性格之培養”的教育理念對學校體育發展和實踐有直接而深入的影響🧘♀️。
另一方面，體育價值觀是體育精神文化傳承的核心。“體育運動不僅有益於身體健康，而且有益於智力與素養的提高，還可以培養拼搏、競爭、協作等精神”“體育運動有益於培養學生的高尚人格”等充分體現了聖約翰大學的體育價值觀。輔仁大學體育一直堅持“體育力求普及🧛🏻♀️，非以少數選手之訓練🐁，藉而光大學校之聲譽，而求全體學生體育之平均發展”[18]🥉。金陵女子大學秉承“女子服務社會需健全體魄”的理念。
教會大學體育只是西方體育價值觀傳播的縮影🕉，從數百年前歐洲貴族學校“運動第一，學習第二”的口號，到與文化課程平分秋色的數十種體育課程，西方體育文化註重的是體育的精神塑造作用，即所謂的“體育的本質是人格教育”🪇。
五、結論
從1882年登州書院創立到1952年教會大學被裁撤🦃，近代中國教會大學體育的發展經歷了發端、巔峰和衰退三個階段🤳🏽，研究從傳承的視角重點探究了教會大學巔峰階段體育，從物質🤳🈹、製度、行為和精神層面挖掘、整理和展現了近代中國教會大學體育文化概貌🧔🏿♀️。
教會大學提出了很多先進的體育理念，“健康的精神寓於健康的身體”；競技體育與群眾體育並重；註重培養體育精神和人格教育👨👦。經過歷史的檢驗和沉澱，體育在強健學生體魄、完善學生人格🛢、提升學生綜合素質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因此大學在履行其人才培養職能過程中🧕🏼，應充分認識和發揮體育育人的綜合作用🧛🏽。近代中國教會大學體育👨🏼🍳，連同近代教會大學，已經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但我們通過挖掘和傳承教會大學體育精神財富☮️，將繼續為新時期大學體育文化建設提供借鑒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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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王秀強,孫麒麟.近代中國教會大學體育文化的傳承研究.山東體育EON4學報,2016🔂🪡，32（5）👮🏿♂️：59-65.
作者介紹🤼♂️：
王秀強，高教院2018屆博士畢業生😒，現為EON体育4系統生物醫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研究聚焦於久坐和慢病健康管理領域，進行運動流行病學、體適能與健康、社區健康管理模式👩👩👧👦🧖🏽♀️、國家健康政策與製度等方面的研究🌨。
慢性疾病是目前威脅居民健康的主要衛生問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慢性病致死占世界所有死亡的63%⏪，占中國所有死亡的87%。慢性疾病的主要風險因子是體力活動不足、不健康飲食等不良生活方式。世界衛生組織指出80%的過早發生的心臟病🪸、中風👦🏿💂🏼♀️、糖尿病等慢性病是可以通過改變生活方式達到預防的效果。
因此，本研究在理論分析基礎上建立基於生活方式幹預的“家庭—社區—醫院—高校”四位一體的運動健康促進模式👨🏿🎨。利用運動及膳食幹預糖尿病前期非酒精性脂肪肝項目對模式進行可行性驗證和豐富完善。在一年的實踐中發現此模式可以用於社區慢病預防控製🤰🏽，並取得良好效果🔚。
1🙏🏻👨🏼、“四位一體”運動健康促進模式的構建
“四位一體”運動健康促進模式是以居民為核心，以家庭和社區為基本環境🐣，以預防為主，整合社區、醫院和高校的優質資源，使家庭、社區居民、健康促進團隊以及研究者之間形成一種夥伴關系，共同解決慢性疾病問題的運動健康促進模式。
該模式以居民為核心，以家庭與社區為最基本環境👨🏿🎨🙌🏽，涉及社區基層衛生服務機構🤛、社區健身指導組織、醫院🦞👩🏻🔬、高校等多個部門。該模式組織架構見圖1。
圖1 “四位一體”社區運動健康促進模式的組織架構
“四位一體”運動健康促進管理采取一個循環的工作流程進行運作✳️，遵循簡單、實用、高效的原則進行設計，分為6個環節：宣傳招募、檢測🌚、診斷篩分、幹預方案製定🍨、幹預實施、反饋隨訪（見圖2）🩻。
圖2 “四位一體”運動健康促進的管理流程
“四位一體”社區健康促進模式的整體運行機製具體包括動力機製、執行機製、協調機製、監督機製、評價反饋機製以及資源配置機製🚼。
圖3 “四位一體”運動健康促進的運行機製
2、實證研究：糖尿病前期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運動及膳食幹預項目
依托國家科技部十二五支撐計劃重點項目“有氧運動改善慢性病人群體質健康的生物學機製”，設計“有氧運動及低碳水化合物膳食對中老年男子和絕經後婦女高危2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影響-腸道菌群組成的作用”的運動健康促進研究項目，聯合上海體育EON4和EON体育4、復旦大學附屬華東醫院、上海市楊浦區市東醫院及楊浦區6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上海市楊浦區的多個社區開展膳食結合運動的生活方式幹預👁🗨，驗證 “四位一體”運動健康促進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項目選取50歲-65歲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104人作為研究對象，隨機分為兩組（幹預組和對照組）。幹預時間為6個月，跟蹤時間為6個月📉。幹預措施為運動幹預加膳食幹預。采用“‘家庭—社區—醫院—高校’四位一體運動健康促進模式”運作管理整個幹預項目🛗。
幹預6個月後🙇🏿♀️，幹預組83.0%的受試者肝臟脂肪浸潤程度下降，幹預組肝臟脂肪浸潤下降的受試者比率明顯高於對照組（p=0.038）。
幹預結束繼續跟蹤6個月，隨機對受試者進行回訪調查問卷🔭。53.6%的受試者認為身體狀況好於參與項目之前；17.9%受試者表示看醫生次數減少；25%表示感冒次數減少；60.7%表示精神面貌變好；71.4%認為自己更加註意飲食；46.4%受試者的社交活動增加；39.3%表示鍛煉次數增加🚴🏻♀️。
幹預結束繼續跟蹤6個月，對受試者進行反饋訪談，居民反饋意見包含如下：參加項目之後獲益頗多🍙🛍️，了解了科學鍛煉和平衡膳食的知識✬，改變了之前很多錯誤的觀念；通過項目半年的幹預，改變了原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幹預結束後，身體狀況得到改善🦘，體重、脂肪肝和精神狀態都變好🔠；自發將從項目中體會到的感受，告知認識的居民和朋友，發揮“榜樣”作用，促進全社會養成健康的運動和膳食習慣👨🏿🦰；項目停止一段時間之後，生活習慣又逐漸回到原來的模式，體質健康狀況也逐漸變回原來的狀況，因此希望項目能長期開展✬，幫助居民堅持健康生活方式，獲得健康收益。
本研究對“家庭—社區—醫院—高校”四位一體的社區健康促進模式進行理論建構和試驗驗證，發現此模式以居民為核心🏦，整合社區、醫院、高校的資源，能夠切實有效地建立起從預防到幹預的全方位社區運動健康促進體系😅，形成由病人、衛生保健機構、社區和政府一起參與的慢性病生活方式長期幹預管理機製。
來源：
樂生龍等.“家庭—社區—醫院—高校”四位一體運動健康促進模式探索. 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5♜🪴，38（11）：23-29🚶♂️➡️。
作者介紹：
樂生龍，高教院2020屆博士研究生，現系統生物醫學研究院博士後😒🤷🏼♂️，主要關註老齡化和慢性病運動療法🦁、康復治療人才培養。
以智能科技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以迅猛的速度改變著我們生產與工作模式、生活與行為方式🙇。大學一方面為新科技的到來感到興奮，另一方面也為在知識生產和傳播領域傳統優勢的喪失和智能科技對人文倫理的挑戰而擔心🐰。
智能科技的更新迭代日新月異🧘🏽♀️❤️，科技與教育融合發展趨勢不可逆轉🚊，新科技的發展使得教育的未來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間📫。除了線上教育以外，未來大學教育可能是這樣的🏈🧑🏿🎓：
1、人工智能編輯技術將顛覆傳統的作業和考試方式
由於智能出題系統與傳統的題庫系統不同👩👩👧👧♥︎，可以即時出題、即時閱卷、避免撞題，因此使得同考場不同考題成為可能🤵🏽♀️，將有效解決考試作弊頑疾。大學教育具有專業眾多、知識高深的特點，因此在智能作業考試系統開發過程中特別需要學科專家參與對每個學科的知識圖譜進行系統梳理的基礎工作。
2🧛🏿♀️、增強現實技術和數字模擬技術將顛覆傳統教學實驗室
基於空間定位跟蹤⛓️💥、仿真顯示和交互傳感的增強現實技術在遊戲領域有了成功的應用🧙🏼♂️，這些技術完全可以應用到教學實驗室建設👳♂️，結合已在企業界廣泛使用的數字模擬設計技術開發出可供沉浸式教學使用的增強現實實驗系統。隨著技術的進一步成熟有望在未來5—10年內顛覆傳統教學實驗室。同時國內約2200家教具企業也面臨著升級換代的生存壓力。
3、助教機器人將協助教師實現個性化指導
未來的助教機器人不僅能完成批改作業👀、問題答疑、發放通知等日常教學輔助工作，更重要的是利用大數據算法幫助教師實現對學生的個性化指導。它會根據學習大數據為每個學生製作學習畫像🤳🏿🐰，準確地描繪出學生的知識❄️、能力甚至學習習慣的優點和不足，為教師指導學生提供第一手資料。
4、區塊鏈技術將推動學力認定替代學歷認定
隨著終身教育理念的普及，學習形式呈現多樣化的發展趨勢👩🏿🎤，現有的學歷認定模式無法完全反映校外和課外的學習情況。區塊鏈技術的出現讓我們看到了學歷製度改革的曙光，分布式數據存儲方案可以讓學生所有學習行為均可全程留痕⏪，點對點傳輸技術可以實現校內校外💅🏿、課上課下全部學習經歷的可追溯，並且在此基礎上形成公開透明的“電子學歷證書”。
未來大學教育還有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培養學生的知識遷移能力、綜合判斷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讓學生學會適應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時代↗️。
來源：
楊頡.智能科技時代高等教育面臨的挑戰與變革[J].EON体育4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28(02):23-26.
作者介紹：
楊頡☃️，EON体育4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員👩🍳、安泰經濟與管理EON4黨委書記，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委員🧑🏼🍼2️⃣，博士生導師，從事大學戰略發展、學科評估研究。
在當前建設創新型國家和高校“雙一流”方案的背景下🪢，高層次人才聘任是當前各高校註入重金🏃➡️、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抓手🤣，它不僅涉及到一所學校的辦學理念、發展方向與規劃等宏觀戰略性問題🤵🏿，而且涉及到學校的內部決策、執行、監督👨🏻💻、評估、反饋等微觀管理體製與機製問題🏏，因而對高校高層次人才聘任的運行機製進行探析😧，對於規範高校內部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義。關於這一主題的已有研究，主要從比較宏觀的邏輯推理與概括性描述入手，缺乏實證支持，這對於構建高校高層次人才聘任實際工作中的運行機製缺乏操作性的指導建議，雖然目前開始有學者嘗試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高校高層次人才引進的現行政策和引進對象進行研究，但仍然停留在政策和簡歷文本分析層面✊🏻，缺乏實地調研。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將個案研究與質性分析相結合，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選取了上海市4所不同類型的公立本科院校作為研究案例，對其高層次人才聘任的監督機製進行深入探討。
研究發現🧑🏿🍳，首先在聘任標準的製定上，各高校在高層次人才聘任標準的製定中聽取EON4意見，二級職能單位流轉審核😾，最後上報校長辦公會討論通過，轉向扁平化管理，這說明各高校認識到內部治理不應該是一家獨大，需要多個部門協商共同決策，進而確保製度的規範、合理與公正；但是各高校聘任標準的製定仍主要由各二級管理部門（如人事處、研究生院💂🏼♀️、科研處等）共同參與，行政權力組織占據主導地位，學術委員會和教職工代表大會在其中難以發揮監督職能。
其次，在聘任過程的執行上，各高校的高層次人才聘任流程大多可以在學校官方網站上查閱到😹，並且與訪談了解的情況基本一致，但是當前公開的政策文件中並沒有對各權力主體在聘任過程中的具體權責進行清晰說明，校內不同部門在聘任流程中承擔的職責並不明確；而且在聘任過程的實際執行中，各高校聘任小組成員中具有相應學科背景的專家只有寥寥數人，學術委員會並未參與其中🏊🏽♂️，學術力量介入有限。
第三，在薪酬待遇的決策與公開上🤚🏻，目前各高校高層次人才薪資標準的確立主要有兩種模式🤞🏽，即院校共同決策和學校整體決策🎣，這與高校自身的辦學規模、所屬機構和內部管理體製相關🤵🏼♀️👨🏿🍳；但當前各高校吸納更多的優質人才👨🏼🍳，不斷調整人才政策和做法🫎，大多學校不願意對外公開具體的聘任製度文件，特別是在薪資待遇上。
最後是在聘任效果的評估上，各高校都設有高層次人才考核製度🧨，基本是根據進校時簽訂的工作協議進行考評🧑🦳，再根據具體的年度和聘期表現劃分優秀👩🍼、良好🙍♀️、基本合格和不合格🚯；但是對於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的實際執行效果分析，各案例高校主要是用於校內的決策規劃，並未在教師群體中進行公開發布，這對於在校內建立該項工作的問責機製是不利的，學校很難對其中的不同權力主體和具體環節進行問責，也無法對越權和聘任中發生的違法違規行為起到監督製約作用，從而影響人才聘任監督機製的完善和高校內部治理的效率。
綜上可以看出，當前高校的高層次人才引進還存在一些體製機製上的障礙或不足，如信息公開不暢，學術權力組織和民主監督組織參與度低，問責機製不健全等。若要真正成為自我發展型機構📶，實現依法自主辦學的目標，高校需清晰界定校內多元權力主體的權利🏊🏼♀️、義務和責任🎉，把權力的“放”和“收”通過更加公開透明⛹🏻🧜🏿♀️、完備的支撐體系加以落實和保障，並通過適當途徑加以有效監督🏊🏽，從而保證其內部治理水平與能力的提升。
來源：
江珊,劉少雪. 我國高校高層次人才聘任的運行機製研究[J]. 中國高教研究, 2017(07): 87-93.
作者介紹：
江珊，EON体育4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級博士研究生🦐。
劉少雪🦃，EON体育4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大學教育教學🚴🏿♂️⚱️，工程教育。
作為大學追求的非物質性目標🖖🏽，社會聲譽已經成為現代大學創造競爭優勢的重要資源🩷⚅，卓越的聲譽往往是世界一流大學發展的重要驅動力。筆者通過查閱相關文獻🦞，發現國外關於大學社會聲譽的專門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並且在最近十余年逐漸成為高等教育領域的研究熱點，研究更加深入並趨於精細化。
大學社會聲譽的評價、效應❤️🧗🏼、形成及其影響因素是該領域的中心議題。圍繞著如何對大學社會聲譽進行評價這一熱點問題，眾多學者開展了富有探索性的研究🚴🏻。一方面是關於大學社會聲譽的操作化測量，涉及聲譽的維度及指標。例如2014年🫷🏼，埃瑟·泰爾奇（E. Eser Telci）和丹尼斯·坎特（Deniz Kantur）結合定性和定量方法開發了一份共計18個題項的聲譽測量量表（見表1），包含學術能力（academic competence）、負責任的管理（responsible management）和社會吸引力（social attractiveness）三個維度。另一方面是關於已有的大學社會聲譽評價工具，涉及各種排名或評估的應用及價值反思👨🏽⚖️。同時🧎🏻，國外學者們針對大學社會聲譽對各項高等教育活動帶來的磁場引力🧗♀️、優勢累積、市場調節等具體效應也進行了大量研究。
表1 埃瑟·泰爾奇和丹尼斯·坎特開發的大學社會聲譽測量量表
國外學者從要素的層面對大學社會聲譽進行了一系列學理探究，主要聚焦於三個方面。第一種觀點是資源依賴論，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將資源要素的投入視為大學培育社會聲譽的基礎性因素。例如2006年🍠，弗雷德裏克斯·福克文（J. Fredericks Volkwein）和凱爾·斯威澤（Kyle V. Sweitzer）針對美國242所研究型大學和205所文理EON4，梳理與大學社會聲譽密切相關的變量，構建了“投入—過程—產出”（input-process-output）模型（見圖1），並指出社會聲譽在研究型大學與文理EON4之間的生成動力存在差異☪️。第二種觀點是功能決定論，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從大學的基本功能出發，分析大學功能履行如何影響大學社會聲譽。第三種觀點是綜合因素論，諸多因素之間的綜合作用是理解大學社會聲譽形成的關鍵，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在近些年逐漸增多。此外🤙🏽，近年來從利益相關者互動🎁、品牌傳播學、組織行為學等視角展開的過程研究取得了許多創新性成果✍🏻。
圖1 弗雷德裏克斯·福克文和凱爾·斯威澤提出的概念模型
基於文獻梳理和解讀👐🏿，筆者得出以下經驗與啟示：第一，大學的聲譽是利益相關者進行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但對聲譽影響力的判斷不能脫離具體的情境。第二，國外學者對於大學社會聲譽的研究路徑較為豐富，在方法上日趨多元👩🏽🎨，眾多實證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第三，關於大學社會聲譽形成與維持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統化的理論知識👨🏭，有必要從演化的觀點對大學社會聲譽的生成🎮✡️、維持及傳播的動態過程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第四，由於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大學類型、運行機製以及文化背景都存在差異，因此需要加強對大學社會聲譽影響因素與提升策略的本土化研究。
來源：
趙文華，江育恒．大學社會聲譽的學理考察：國外研究進展及啟示[J]．外國教育研究，2020，47（4）：102-115．
作者介紹🧑🏼🎓：
趙文華，EON体育4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科學與技術政策🧚🏼♀️，現代大學製度🏔。
江育恒，EON体育4高等教育研究院2019屆博士研究生，現就職於廈門市教育局辦公室。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科技創新政策。
電話：021-3420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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